安世天姓名测试 汉代民众的名字：试论命名背后的观念史变迁

汉代民众的名字：试论命名背后的观念史变迁

一、西汉中晚期及以后的命名习惯

有学者统计之后的结论认为，汉代人喜爱用三种类型的价值标准命名。第一种喜用“延年”、“延寿”、“千秋”、“彭祖”等词汇，第二种喜用“安国”、“广汉”、“安世”等词汇，第三种喜用“福”、“禄”、“昌”、“公”、“候”等词 。这三种类型可以被视为长寿求仙类，家国安定类和个体富贵类。这反映了特别是武帝以及其后在命名中所体现的价值风尚，从材料上讲，运用的则主要为社会上层的贵族、精英和知识分子之名。那么，西汉中期以来普通民众的命名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呢？这可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求证据。

首先，从公元前102年到公元31年的居延汉简是相当重要的材料。因为它在时间跨度上与这一时段密切相契。而且居延地区的兵源来自帝国的各个郡，能很好地反映整个时代的一般状况。现列举材料如下 ：

长寿（28.21B）、延寿（32.17）、李延寿（104.19，148.3）、延年（68.62）、万年（33.18）、周万年（104.40）、解万年（258.7）、史福年（77.49）、徐殷年（35.16）、丁延年（521.20）、田延年（116.6）、张延年（280.7）、赵延年（112.23）、长生（509.11B，513.1B）、储寿（560.27）、李寿（甲附6）、张彭祖（29.2）、薛去疾（283.37）、周千秋（562.7）、訾千秋（40.27）。

这是第一个大类。《汉书》中著名的李延年、严延年、韩延寿、霍去病显然与之属于同一类型，洛阳出土的昭宣时期“卜千秋墓”的墓主之名显然也归属此类 。表明延长生命，祛除疾病，长寿直至不死为仙的理想，深刻地贯彻在精英与底层民众的整个社会观念背景之中。这一背景正好与笃信神仙之术的武帝形成对应。

又有：□安国(126.19）、王安世（120.55）、定国（401.1）、陈安国（143.28）、孙安世（145.33）、孙安国（539.3）、陈定国（517.13）、田安世（184.2）

显然，这是第二种类型。出现“安国”、“安世”一类名字的较高频率反映了西汉中期后集中地将国家稳定、安全与国家认同这一重要价值想象投射到命名之中，寄托理想与期待值。

又如：董得禄（46.19）、韩勋（220.8）福（192.16）、贵（214.113），淳于福（214.49）。

这是属于第三种类型，体现的价值观“福禄”、“富贵”在汉代相当流行，具有深厚的民间心理基础。

显然，以上这三种集中的汉代名字类型所包含的社会集体观

念所代表的价值是武帝以来相当流行的意义取向。与这个时代的铜镜铭文相对应，突显着当时流行的观念：

“尚方作镜四方有，仓（苍）龙在左，白虎居右，为吏高升贾万倍。胡虏殄灭云万里，辟去不祥利孙子，长保二亲乐无己。”

“青盖作竞（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殃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作佳镜哉子孙息，凤凰翼翼在坐则（侧）。官位尊 （显）蒙禄食，幸缝时年获嘉德。多贺君家受大福，长保二亲得天力，传之后世乐无极。”

“尚方之竞（镜）大佳好，上有山（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海。徘回（徊）大山采之（芝）草，寿如金石之天保” 。

西汉中期以来的镜铭主题基本上是以仙人、长保二亲、国家安定、受大福、富贵高升这几个价值基础为母题进行生产的。虽然镜铭内容有差异，但基本不脱离这一观念之外，与居延汉简中士兵及下级军吏的命名取向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对应。

此外，大量的铜镜铭文中对“二亲”的祝愿及对国家的关心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孝”、“忠”观念的大众理解形式。这一类主题在居延汉简中占有最高频率，显然是前面所归纳三种类型中没有充分重视到的：

李忠（58.1）、刑忠（132.32B）、张忠（119.58）、马忠（257.2）、赵忠（258.7）、秦忠（262.30）、张忠臣（340.6）、韩忠（334.29）、陈忠（401.3）、王忠（511.36）、□长忠（513.46）、党佐忠（140.5B）、忠（127.29）。

张孝（55.25）、李孝□（《居延新简》，ESC.13）、周仕（157.10B）、贤（286.5）、魏圣（334.46）、李信（236.12）、信（128.1）、宋善（206.8）。

赵德（498.14A，B）、宋博德（120.38）、张德（139.2）、丁奉德（303.40）、王德成（508.3）、朱广德（514.24）、卜广德（514.211）、杨心德（512.11）、张奉世（173.23，173.10）范禹（276.8）、候禹（560.7）、杨禹（177.13）、王禹（62.55）。

王宗（116.8）、徐宗（135.10，317.7）、李广宗（198.21）。

在这一份名单中，儒学背景的价值观念显然是进行命名的意义出发点。“忠”这一名字是居延汉简中最常见的主题，只有“延年”、“长生”类的名字数量才能与之相比较。可以推知民间对武帝以来儒学官方价值体系的接受程度。此外，“孝”、“仁”、“贤”、“圣”、“信”、“德”也广泛地成为民间的命名资源。圣王“禹”也成为较流行的名字。成帝时期传《鲁论》与《齐论》的儒者“张禹”显然属于该类，以及《后汉书》中的“邓禹”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宗”、“广宗”为名的现象。陈絜先生说：“自西汉末期以来，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姓聚居的平民宗族组织已陆续出现……自汉武帝以后，随着儒术独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日益普及，尤其是汉人以孝治天下，无疑是为平民宗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西汉中后期以来，随着姓氏的普及，一般民众都拥有了姓。这正是平民宗族组织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儒学价值观念的下渗，则使“宗”和“广宗”的意识成为民间的普遍价值。此种现象显然是此前平民难以想象的。

这里再来看元始三年至四年（公元3－4年）广汉郡工官工人的名字 ：名为“忠”的有上工、造工、 工和掾，有名为“仁”者，有名为“宗”的休工和造工，还有名为“亲”的长。显然，这组材料透露出的信息是四川地区的工官工人之名也较充分体现了“忠”、“仁”、“宗”、“亲”的儒家观念。

1993年2月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出土西汉末期大约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至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左右的汉代简牍，其中有下层政府吏员等人名：“郎延年”、“李忠”、“张未史”、“武彭祖”（3号牍正、反及4号牍）；“家圣”、“儿勋”、“李忠”、“营忠”（5号牍正）；“庄子孝”（7号牍正） 。可以看出，东海地区的汉代人名字中体现的观念与居延简、广汉郡完全一致：即包含了长寿不死、忠、寿仁德与建立功勋等主题。

从《汉书》中反映的情况来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昭帝和宣帝时期的三个兄弟。哥哥“广汉”后来成为宣帝的岳父，并因此封侯。他的两位弟弟也被赐予侯爵，他们的名字分别为“舜”和“延寿”（《汉书•外戚传》）。这三兄弟的名字正好对应着武帝以来的几种命名观念：广大汉朝、儒宗舜禹、长生延寿。这三位来自民间外戚的名字，可以为西汉中期以后的命名观念作出很好的注释。

二、西汉中期之前的命名习惯

区别于西汉中后期比较成熟的命名形式与丰富的社会观念，价值判断等资源，西汉中期之前的民众名字与之有较大区别。首先，当时一般民众拥有姓氏的还不多，仍与先秦时代一样只书“名”。

徐复观先生说：“汉代对先秦的最大特色，乃在继战国平民立姓之后，继续发展，完成了平民的姓氏，即是大体上到了西汉宣、元、成时代，天下比较安定，每人皆有其姓氏。”

根据文帝时期的三公九卿名字，共28人。其中无姓的有御史大夫“围”、卫尉“足”、奉常“根”、卫尉“免”、奉常“饶”、廷尉“贺”、中尉“福”、典客“靓”、廷尉“嘉”、廷尉“信”、“宜昌”共12人，占42.8%。并且较难从这些上层精英的名字中寻找到类似西汉后期的鲜明价值观念。

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系文帝至景帝时期，其中有向墓主贷粮的农民名字记录 ：

（813）、击牛（814）、野（815）、圣（812）、厌冶（816）、立（818）、越人（819）、不章（820）、胜（821）、虏（822）、 （823）、小奴（824）、定□（826）、肩（827）、□奴（828）、□奴（829）、公士（831）、骈（832）、朱市人（833）、□奴（834）、公士市人（836）。

首先，这批作为家庭户主的农民是具有完全人身自由的民众。但是这些名字除一例“圣”外，其余皆不见与价值观念有何关系。并且有“虏”、“奴”、“小奴”这一类自贬的贱名称谓，占23.8%。在居延汉简中，名“小奴”者也有一例，“赵小奴”（简89.5）。但显然没有这里频率这样高，且不是命名的主流。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有名“李狗”者（简4846），显然亦属此类贱名，但同样不是主流。

贱名的传统来自先秦，例如，春秋时代晋惠公的一子一女就分别叫“圉”和“妾”，是“男为人臣，女为人妾”的意思（《左传•僖公十七年》）。

关于取贱名的风俗，与民间的原始思维有关。很多文化人类学材料显示，原始思维认为名字具有巫术力量的功效。而取恶名、贱名则能使名字拥有者摆脱鬼魅可能对他们的伤害。例如，在非洲的阿散蒂族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最怕伤害新生儿的恶鬼，为此有些人就给孩子取一个难听的名字或者假名，这样敌人就会觉得不重要，不会加以注意 。”因此，西汉早期的民众命名习俗中，社会观念与伦理价值判断等内容并不多，而巫术性的观念则在其中占有着相当比例。反观居延简，则形成了一种对比。

再来看凤凰山9号和8号墓中奴婢的名字：

大婢思田（785），大婢女巳田（786）、大婢意田（（787）、大婢信田（788）、大婢戴田（789）、大奴贤（644）、小奴坚（645）、大奴甲（646）、大奴宜（648）、大奴息（650）、大奴美（651）、大奴蒲苏（652）、大奴不敬（653）、大奴禄从（654）、大奴獾从（655）、大婢绿（657）、大婢紫（658）、大婢缚（660）、大婢留人（661）、大婢壬（663）、大婢畜（664）、大婢庳（666）、大婢 （667）、大婢益（668）、大婢豹（669）、大婢幸（670）、大婢□青（671）、大婢益宦（672）、大婢醉（673）、大婢幸金（674）、大婢葸（675）、大奴师捋由（676）、大奴偃（677）、大奴郧中（678）、大奴众（680）、大奴熊（682）、大奴孝（684）、大奴虞人（685）、大奴服（686）、大奴舒（687）、大奴宦（688）、大奴兆（689）。

对奴婢的命名，是奴婢主的权利，因此反映的是奴婢主的观念。这一组奴婢名单中，起恶名、贱名的有“不敬”、“獾从”、“畜”、“豹”、“熊”、“醉”。也有的寄托了奴婢主自身的价值理念，“贤”、“禄从”、“幸金”、“孝”、“益宦”、“宦”以及一组围绕农耕“田”有关的名字。虽然如此，但显然墓主生活时期，长生求仙，万里封候儒学大兴这一系列武帝及以后主导整个社会主流的观念价值还没有兴盛起来。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铜镜没有一件有铭文，全部为素面三弦纽 。中期以后兴起的呈现于镜铭上的社会主流观念此时还并不明显。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保留秦至汉初的储案例同时也保存了这一时段普通民众的名字 。其中秦人名“ ”、“盖庐”、“挚田”、“瞗”、“朔”、“益”、“灶”、“媱”、“徒唯”、“魁”、“孔”、“女子婢”。其中的“女子婢”并非奴婢，而取恶名，显然与前面的“小奴”等名一样，是命名观念中的巫术思维。又有汉高祖6年至11年的案件人名：“毋忧”、“武”、“视”、“军”、“池”、“丙”、“赘”、“兴”、“义”、“石”、“恢”、“平”、“余”、“骜”，大奴“武”、“偃”、“苍”、“信”、“熹”、“阑”、好“南”、“虞”、婢“媚”、“点”、“祿”、“佐启”、“冰”、城且“环”、“山”。

汉初的名字习惯可以和秦代联系在一起来看。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中的人名就有阳陵守丞“恬”、迁陵丞“欧”、迁陵守丞“敦狐”、司空“腾”、隶臣“尚”、隶妾“冉”、士伍“巫”、迁陵守丞“色”、隶妾“以”、邮人“匄”，及嘉、毂、欣、圂 。其中的“圂”当属贱名。“敦狐”之“敦”即“敲击”、“攻击”之意。《淮南子•兵略》：“敦六博，投高壶”，即“敲击”，《孙膑兵法•十阵》：“鼓噪敦兵” 。可见守丞的名字含义为攻击狐狸。凤凰山10号汉墓中有人名“击牛”（简814）。说明秦和汉初的人名也有以攻击动物为含义的类型。秦代也有动物名，例如，里耶秦简中有一名向官府借船者名叫“狼” 让我们联想到凤凰山汉墓中那些奴婢的动物名。而在秦简《日书》中，动物名很多，如“豚”、“马”、“貉”、“豺”等 ，相当具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

1979年至1980年在秦陵发掘的秦刑徒墓瓦志则有：

“罗”、“遂”、“宿契”、“去疾”、“驿”、“得”、“所 ”、“姜”、“大教”、“庆忌”、“瞗”、“余”、“富”、“契必”公士“滕”、“牙”、“必”、不更“滕” 。

参考陶文则有：

“角”、“新”、“就”、“ ”、“荟”、“宦”、“驵”、“疆”、“奢”、“柳婴”、“柳昌”、“喜”、“申”“辰”、“亥”、“鬲”、“顷”、“贝”、“骄”、“原婴”、“竭”、“射”、“高”、“院”、“丹”、“夫”、“恒”、“卜”、“谷”、“壮”、“奇” 。

云梦秦简墓主名“喜”，其中《语书》的南郡守名“腾”。结合这几处材料可以发现，秦人之名多有“腾”或“滕”，且官吏、刑徒都用，其次是“喜”。又常用干支为名 ，如“申”、“辰”、“亥”、“丙”等，里耶秦简中有名“壬”的。以干支为名这一点与汉初同。湖北荆州高台18号墓木牍中“大奴”二人分别叫“甲”、“乙”。凤凰山汉墓中则有奴婢名“甲”、“壬”者。云梦秦简《日书》甲种《盗者》篇中，详细地记载着对应地支的小偷名字，有“午”、“未”、“申”、“酉”“亥”、“戌”“丑”、“寅”、“辰”等 ，代表了当时民众以干支为名的流行。从秦汉的《日书》中许多对生子日辰的繁细规定来看，这种以干支为名的习惯当与巫术思维有关。

综合以上西汉早期及秦代的命名材料，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一般思想观念中，既没有长寿成仙的热切群体心理，也没有天下安平，忠孝仁德的热切社会价值投射。这一时期的命名观念带有较多随意性，没有十分明显的社会价值判断色彩。较有特点之处在于，巫术性禁忌色彩的名字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远高于西汉晚期的这一类型。

三、命名习惯变化背后的观念史变迁

以上对秦和汉初直到东汉早期的名字材料大多以男性为主。长沙走马楼竹简的出土则较集中地讨论东汉末期至三国时代的女性命名特征提供了可能。走马楼竹简中，名字最多的是”妾“和”婢“，共140例，占13.436%。其次是妇德的标志“贞”和“思”，共86例，占8.253%，“鼠”、“牛”、“熊”等动物名共8例 。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了武帝及其以后民间社会中观念与价值发生较大变迁及其后东汉数百年儒学教化背景的这一过程，东汉末至三国这一时期的女性名字中所折射的观念与价值同男性有较多的差异。因为名“婢”名“妾”以及动物名无疑是一种贱称与恶名，秦代便有名“婢”的自由女性。这显然与汉初农民名“奴”和“小奴”等习俗一样，是一种具有巫术性色彩的命名方式。而以儒家教化的“妇德”标准为名的比例显然低于该项。说明作为非社会主体的古代女性命名中仍以秦和汉初的特征为主流，但同时社会主体——男权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之“教化”也对其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点与秦代、西汉初不同。

因此，命名习惯背后的观念史变迁之主体便是汉代的男性社会。一切价值观念的建构均是由男权主体的背景展开的。

首先，战国末和秦代出现的齐燕方士开始寻找“不死之药”（《史记•封禅书》），但这显然只是帝王的理想，与一般民众的观念相去较远。到武帝时，不但有李少君欲化丹砂为黄金以延长生，淮南王亦好“神仙黄白之事”（《汉书•淮南王安传》），“从西汉后期开始，上层流行的神仙思想广泛散发至民间，其信仰群体进一步扩大” ，求仙之风日益炽烈。从居延汉简的下级军吏与士卒之名来看，“这一事实表明普通人与皇帝同样渴望长寿或成仙，这是仙说渗透社会的标志。其次，如此命名的人来自帝国的各个郡，这进一步说明该观念已经传播得既广且快 。”

显然，这是一个上层的知识与相关价值迅速下渗并普及的过程。背后反映了汉代民众对知识具有相当吸收速度与潜力。当然，汉代国家最突出的知识-权力构建是著名的“独尊儒术”事件。这一过程的效果在西汉中后期的民众名字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忠”、“孝”、“仁”、“德”、“广德”、“圣”、“宗”等名字的大量出现正是社会结构与观念价值变迁的民间证据。呈现的是民间主动对权力规训及其背后知识的接受，透露的是知识建构出的观念之自我规训。这些结果形成的观念同样也广泛体现于西汉中期及以后的铜镜铭文上。

M•福柯的论述：“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权力与知识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汉代人名字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权力对知识的构建，以及知识构建对权力实现的意义。

《汉书•贾山传》：“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赢癃疫，扶杖而往听之”。描述的是汉代社会中由国家构建的知识与意志很好地渗透到底层社会中。《论衡•别通》：“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从居延汉简的情况来看，国家教化的知识与权力同样很好地渗入到边疆的军队基层之中。例如，《汉书•文帝纪》中元年三月的养老诏书就在居延大量发现，有5.13，349.2，126.41，332.23，332.10AB；景帝后元二年诏书则有349.9，349.22，306.8；武帝朔元元年冬十一月“举廉举孝”、“绍休圣绪”、“祈进民心”的诏书有126.36，332.16。这些作为一般士兵日常学习的材料都表明，汉代国家的教化网络通过各种渠道将浓厚儒学色彩的知识渗透到一般观念之中。此外，敦煌悬泉这一处边塞小城堡中出土的汉简则包括了《论语•子张》篇的残文（简258）及其它儒书（简259、260）。从这类阅读材料中不难发现国家儒学观念与知识的下渗。《后汉书•杨雄传》中谈到“今大汉”的思想状况是：“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正是对这一社会思想背景的描述。

居延汉简中还反映父母亲属之丧皆可取宁回家料理，大量材料都反映了这一点 。体现了国家建构知识背景中对“孝”与“亲亲”价值的突显。而宗族及宗族观念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大量“安国”、“安世”之名的存在则表现一般民众对汉代国家的认同及对国家主导价值观念的认同。这一点也正好应证了徐复观先生的观点：“汉代自文帝起，特别强调孝悌，有政治的意义，也有社会的意义……武帝时，祁候缯它与杨王孙书，称引《孝经》。是《孝经》在此时已渐通行于社会，为人所尊重，故得援引之以为说服他人之典据 。”

随着孝悌的观念在权力构建的作用下逐渐塑造着民众的观念，儒学的经典也随着这一过程在流传。这一过程大致由文帝时期至武帝末，直到昭宣之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孝悌”的观念在深化，其它的儒学知识也以其普通的民间、粗浅的形式渗入到民间的观念之中，成为给个体命名的一种较重要的价值资源，与秦代和西汉早期的命名情况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

四、东汉社会命名习惯的继续儒学化

在王莽时期，崇兴儒学之风已达到极致。王莽本人就是汉代儒学谶纬五行思想大盛的背景下“顺天应人”开创“革命”的。在此背景下，经今文学特别是《公羊》的“革命”义理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受到高度尊崇。而颠覆新莽政权的东汉帝国继续高扬经今文学的义理大旗 。在这一语境之下，命名习惯儒学化和符合《公羊》义理化的继续深入势不可免。

《汉书•王莽传》：“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在王莽时期，匈奴依顺朝廷，开始按朝廷的标准使用一字名。匈奴上书：“闻中国讥二名……慕从圣制”。证明王莽未称帝时已经开始延用《公羊》讥二名的“大义”，将命名限定在姓以外的另一个单字范围之内，并将单名制度称为“圣制”。其理论来自于《公羊传•定公六年》：“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汉书•王莽传》中有一个“讥二名”的例子：“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宗会”。王莽单名“圣制”颁定前复名的“王会宗”，在王莽时已按“圣制”改名为“王宗”。但因为他犯法，又被恢复了以前的复名，以示处罚。王莽的《公羊》大义命名“圣制”深刻地影响了东汉至六朝的命名习惯。

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 已清晰阐明了东汉时代命名观念背后的儒学价值理念——《公羊》的“讥二名”大义。这就意味着，西汉武帝以来的那些有明确价值观念形态的命名习惯在东汉仍然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普通民众中，宗教含义的名字明显少于西汉时代。这意味着，儒学精神正在向纵深发展。

从河南洛阳发掘出的东汉刑徒墓瓦志来看，这些帝国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名字已全部是单名 。再结合《后汉书》中已极少见到复名的情况加以对照，可以得出结论：“讥二名”的命名观念已深入人心，从帝国精英到最底层民众，基本已全盘接受了这些理念。

当然，例外仍然存在。例如，来自社会底层的“刘盆子”就是复名，赤眉军的主刍牧牛“牛吏”刘侠卿也是复名。《后汉书》中的早死的广宗殇王名字为“刘万岁”。《后汉书•方术传》中一共有九位复名者，他们分别是：任文孙、任文公两位方士父子、方士官僚谢夷吾、隐逸方士樊士张、术士蓟子训、道士王和平、地仙计子勳、术士解奴辜、术士费长房。此外，《汉书•王莽传》中也有道士名叫“西门君惠”。由此可以推知，虽然王莽以来已有《公羊》讥二名的“圣制”，但道士与神仙术信仰者往往不受此限。再联系到《神仙传》、《列仙传》中诸如“张道陵”、“魏伯阳”之类的复名者，可以更好地印证东汉以来的单名与“二名”信仰情况。笔者怀疑，这些“二名”的神仙术信仰者使用二名违背礼教的情况，与魏晋时代信仰天师道道民父子名同用“之”字而违反礼教的情况相似。

综合而言，东汉时期，正常的帝国民众已几乎全部接受了今文经儒学的命名“圣制”。例外者只有极少数的底层民众、早死婴儿和方术信仰者这些边缘人群了。

结论

通过分析秦代和西汉初民众的命名习惯与西汉中后期命名的比较，可以发现在姓氏普及的同时，神仙、长寿、安国、忠孝、仁德等观念逐渐成为西汉中后期的主流价值与知识标准。而秦代和汉初的命名则没有如此鲜明的价值机制、伦理判断与观念色彩，且命名习惯中的巫术性思想占有一定的比例，远高于西汉中期以后的此种名字类型数量。到了东汉，儒家今文思想的“讥二名”原则已深入民间。反映了整个汉代的民众观念在国家教化下的深刻变化。

这一变迁的背后所呈现的观念史包含着汉代社会中神仙不死思想的广泛流传-它为东汉末期道教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及土壤，也体现了汉代国家知识-权力作用下的价值观念再建构。是古代中国儒学国家化以来对民众观念的最初影响与观念整合。

阴曹地府的主人，为什么是阎罗王？

下周四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元节了。如今科学昌明的时代，鬼似乎只是一个带给我们感官刺激的形象，用来挑起人心中的恐惧。尽管其存在有无早已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但鬼在人类内心中的魅力却丝毫未减。在我们被半夜观看的鬼片吓得瑟瑟发抖时，或许从未想到古人也曾被同样的恐惧所支配。

鬼的本体是死亡，对鬼的执念当然也是源自于对死亡的好奇和困惑。人们恐惧死亡，因为它会彻底终结一切，但人们又期望死亡不会是彻底终结，而是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死去的人会再度重逢，生前的生活会继续延续。甚至，死后世界是比生前世界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鲁迅在他的小说杂文中不止一次以鬼为譬喻，批判人间的种种不公与虚伪。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古人制作这些鬼故事时的内心真意：“鬼之为言归也”。

死后的审判，发生于冥府。对中国灵界的经营者来说，生意大致就是两大类，活人生意和死人生意。而死人生意的一大板块就是冥府。

冥府就是地府，也叫阴曹或天曹，随便怎么叫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收容、审判、处罚、管理冥界亡魂的衙门。但其老板却非止一个。天帝、土府、泰山府君、阎罗王、罗酆北帝、地藏菩萨、东岳大帝乃至城隍老爷，他们都曾在冥府的历史上风光一时，即使光彩暗淡了，也在民间信徒中拥有不少股份，作为灵界的少数党依然存在。本文将重点放于“泰山府君”，这位曾经的冥府之主，和佛教文化有深刻的关联，而它又是怎么被“阎罗王”所取代的呢？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就继续往下看吧。（本周中元节报纸专题，将在8月15日中元节当日全文推送，欢迎关注。）

撰文 | 栾保群

01

泰山、太山：同音不同地？

顾亭林在《日知录》卷三十“泰山治鬼”条云：

“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

所谓“鬼论起于汉末”，就是以泰山府君为标志的地下冥府产生于东汉之末。顾亭林以他的博学举出若干事例，以证明此前并无泰山治鬼之说，同时也暗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为齐国奉为“天脐”，传说中七十二帝王封禅告天的神山为什么突然治起鬼来？东岳在五岳中方位在东，主阳，主春，主万物之始生，为什么却成了死亡都会？

后人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想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上去寻求答案，也就是要把泰山治鬼之说上推到先秦乃至商周，但所做的不是在文献上牵强附会，就是靠想象说梦话。可以说，三百多年没有人把顾亭林的结论推进一步，直到钱锺书先生说出：“经来白马，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

（《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一○“封禅书”条）

钱先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把泰山治鬼与外来文化联系起来看待的学者。这篇小文的观点完全是在钱先生的启发下形成的。

南宋水陆画画师陆忠信绘制的《十王图》中泰山大王的画像。其中的泰山大王，即是被佛教收编的泰山府君。

首先明确一点：顾炎武的泰山治鬼起于汉末的论断是确定无疑的。这不仅在文献上有坚强的支持，在出土文物上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东汉时期流行在墓葬中由巫师书写的“镇墓文”，一种写在陶器上的辟邪文书。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亡魂的归宿。出于对鬼魂的惧怕心理，人们愿意亡魂远离生人。从至今发现的几十件镇墓文中，可以看到如下文字：

“生人入彼，死人入此。”“生人自属长安，死人自属丘丞墓。”

“生人得九，死人得五，生死异路，相去万里。”

“生人自有宅舍，死人自有棺椁，生死异处，无与主人相索。”

“生人上就阳，死人深自藏，生人南，死人北，生死各自异路。”

“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埋，眉须已落，下为土灰。”

以上文字采自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到灵帝熹平二年（173年）这八十年间。而到了熹平四年突然就出现了“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

熹平四年是什么概念？就是距黄巾起义爆发只有十年，《三国演义》即将开篇了。但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太山”只是鬼魂的归属，还不能以此证明“太山”是治鬼的冥府。那么这个“太山”是怎么突然变成鬼魂的归属之地的呢？这个“太山”是不是五岳中的东岳“泰山”呢？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佛经中的“太山”，那就是“地狱”的代名词。先看最早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

“魂魄入太山地狱中。太山地狱中，毒痛考治。烧炙蒸煮，斫刺屠剥，押肠破骨，欲生不得。”“太山地狱中，考治数千万毒，随所作受罪。”

再看三国时代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

“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烧煮万毒为施受害也。”（以上卷一）

“或死入太山，其苦无数。”“以斯数更太山烧煮诸毒众苦，或为饿鬼。洋铜沃口役作太山，或为畜生。”“福尽罪来，下入太山饿鬼、畜生。”（以上卷三）

“志念恶者死入太山饿鬼、畜生道中。”“宁知吾入太山地狱烧煮众痛无极之苦乎。”“太山以火轮轹其首耳。”（以上卷四）

“辗转五道，太山烧煮，饿鬼畜生，积苦无量。”“先入太山，次为畜生，屠卖于市以偿宿债。”（以上卷五）

我大致检点了一下《大正藏》中作为地狱的“太山”，除了三国吴支谦译的《五母子经》和姚秦竺佛念译的《出曜经》写作“泰山”之外，其余均做“太山”。

居住于南亚次大陆的造经者不可能知道东土有个东岳泰山，更不可能如有些人想象的，是他们知道东土有个作为冥府的泰山之后，特意借来表达佛教的地狱而写到自己的经文中。其实在造经的时候，中土根本就没有什么泰山治鬼之说。佛教经文中“太山地狱”的“太山”不过就是“大山”，或谓“极大之山”。虽然“太山”与“泰山”字义可以相通，但古字“太”与“大”也相通，所以“太山”可以理解为“泰山”，也可以理解为“大山”，如佛经译文中常说饿鬼“腹如大山，咽颈若针”，有的译文就写作“腹如太山”。

我的看法是，镇墓文中的“太山”就是从佛教中的“太山地狱”演化而来，而从事这一演化的不会是佛教僧侣。首先，与镇墓文相连带的一系列巫术都是民间巫师的专业，外国和尚插不上手。其次，这些外国和尚在中国人数极少，活动又有限制，不可发展信徒，即使有此企图，也没有能力来宣传流布。再次，在佛教僧侣看来，太山只是地狱，他们根本没有中国人的冥界官府概念。

佛教传入前，中国的死后世界只是鬼界，是佛教的传入带来了地狱观念，又与中土的衙门审判观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冥府地狱观。

02

“拿来主义”：谁动了我的“太山”

把佛教的地狱转化为中国的冥府，这事只有本土的方术之士及巫师才能做到。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最容易与佛教僧侣接触的一类人。

中国古代的巫师以降神招魂为主业，日常就是和鬼打交道。早期道教自称“鬼道”，正透露了他们与巫师的夤缘关系。佛教最早传入中华，大致可以定为不晚于东汉明帝时，在那时“浮屠”与“黄老”并言

（见《后汉书·楚王英传》永平八年诏）

，此后过了百年，到桓帝延熹七年襄楷上书还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见《后汉书·襄楷传》）

此黄老虽然仍以老子清净之说为旨，但与西汉初的黄老之学已然不同，成了“神仙家”的代称，其实就是巫术之士。而浮屠之教此时还没条件诵播精义，向俗众展示的多为粗浅的迷信与炫众的戏法，所以与方术之士并列，不仅在地位上相近，也多有互相接触的机会。

本土方术是一个非常注重保密的行业，但却热衷于吸取甚至窃取其他门派的方术。佛教僧侣在初入中土时多以西方的秘术为招摇，进而传播其教义，所以与中土方士相比，他们是开放的。这样外来僧侣就很容易把中土方术之士及徒众当成发展信徒的对象，而方术之士也是对异域方术最有兴趣的人群。由此推想，把“东太山”当成亡魂的归属之地并通过镇墓文来影响俗信的，只能是桓、灵之时巫术之士。

民间的方士巫师为什么要把佛教的“太山”引进到镇墓文中呢？方士巫师作为一个行业，内部的竞争是必不可免的，他们在做法事上往往要添些花样以与众不同，从而使自己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前面所引的镇墓文所以没有统一的文本，而且总体趋向是走向繁复和韵律化，就体现了竞相标新立异的结果。佛教在巫师眼里也不过是方术之一种，把“太山”这个新鲜玩意儿弄到镇墓文中，就可以达到今天在电器中加入“纳米”、“变频”以吸引购买者的同样效果。但巫师对“太山”的引进基本上只是一个概念，像佛经中所描述的血肉淋漓、惨不忍睹的内涵并没有原封移植，也就是说，“太山”在镇墓文中只是鬼魂的归属，并没有地狱的意思。

所以，方士与巫师对“太山”的借用，如果称为“剽窃”，不如说是曲解后的引进更为妥当。而且也可以设想，虽然佛经中的“太山”都是地狱，但外国和尚在传道时却有可能把这“太山”与东岳泰山附会在一起。这也有例可证，就是直到北魏，还有一个叫释昙静的和尚造伪经，故意把“太山”写成“岱岳”。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

最重要的是，当时民间信仰早已有了用一个统一的地下冥府实现死后的世界“无关生时贵贱”，以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早在东汉中叶由方士巫师撰写的《太平经》中，就出现了 “土神”、“土主”等冥神主持的“土府”

（参见王明《太平经合校》之526、547、579、615页）

，只是这土府仅存在于方士的构想，并未在民间得到流布和认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土府”放到哪个地方才合适，也是颇费斟酌。但到了汉魏之际，“太山”既然成为鬼魂的归属之地，好像顺理成章地也就是冥府所在，于是一个以“泰山府君”为主者的冥府就出现了。这完全是中国方士巫师自己的创造。

03

清算：太山反击战

中国巫师对“太山”采取的“拿来主义”，当时的外国和尚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们未必有多大的不满情绪，就是有也无可奈何。因为魏承汉制，只准沙门立寺都邑，不许汉人出家。这些外国僧侣对民间的影响有限，甚至他们在布道时还要借用中国的民间信仰，把“泰山府君”编进他们说法的故事中。可以说，从汉魏之际到西晋，是“太山治鬼”信仰发生和成长的黄金时代。

但到了东晋，形势就开始发生了大转变。张弓先生在《汉唐佛寺文化史·僧伽编》中说：“西晋两京僧大约以胡僧为主体。自东晋元帝‘度丹阳千僧’之后，汉人出家者剧增。在南方，晋末佛寺达到1768所，僧尼多至24000人，都是一次跃升；宋寺1913所，僧尼36000人，梁寺2846所，僧尼82700人，代有所增。”佛教在中国已经不是往昔的“吴下阿蒙”，自然就不可能把民间方士巫师再放在眼里。具体到“太山”的问题，和尚已经有了算老账的本钱，他们要为“太山”正名，要把巫师的“太山治鬼”做一清算了。

北京东岳庙与东岳庙七十二司。佛教的十殿阎罗盛行中土之后，道教将泰山府君升格为东岳大帝，又在东岳大帝下置七十二司，执掌地狱审判，反过来又把佛教的十殿阎罗收编了。

南朝和尚释宝林托名竺道爽而作的《檄太山文》，就公然对作为冥界主者的泰山府君进行讨伐。檄文开头就是“沙门竺道爽，敢告太山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然后对道教一番奉承，指明泰山本是道教的仙都，接着便指出这仙都如今却成了巫师弄神弄鬼的地方：“而何妖祥之鬼，魍魉之精，假东岳之道，托山居之灵，因游魂之狂诈，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伪立神形，本无所记，末无所经。外有害生之毒气，内则百鬼之流行。昼则谷饭成其势，夜则众邪处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枭蟒之虚声。”最后再为佛教的“太山”正名归位，“太山者，则阎罗王之统。”“太山”是佛教阎罗王所辖管，与中国本土巫师治鬼的“泰山”无关，不允许巫师再混淆二者。东岳泰山是道教的神山，“地狱太山”是佛教阎罗王的领地，至于巫师，你们必须滚蛋！《檄太山文》全文载于《弘明集》卷十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细想起来，这宝林和尚未免有些不大讲理，人家借了你家半块招牌开了公司，等人家生意做大了，你却以招牌为由把老板扫地出门。但此事做起来又谈何容易。遍布中国民间的巫师势力不容小觑，因为他们的信徒虽然朝三暮四，把供奉的神鬼当走马灯似地换着玩，但人数之众无可比拟，就是投入佛门的信徒中也有不少兼为巫师的金主。所谓“太山”的争夺战，其实就是信徒的争夺战，如同两家商场争顾客，两家电视台争收视率，受众就是那么多，拉到自己门下就是钱。相比之下，和尚的优势是善于宣传。虽然他们和方士巫师一样，蒙骗愚夫愚妇的方式主要是编故事，但其故事套数的多姿多彩似胜一筹。

一是把泰山府君直接划归本司，与巫师彻底切割。晋朝时一个巫师入了冥府，在去见泰山府君的路上，看到华屋广厦中分居着许多男女，衣帽齐整，馔食可口，吹拉弹唱，好不惬意。巫师深有“做鬼也幸福”之感，迈步便想进去，结果被把门的金甲力士一把推出，说，这里都是吃斋念佛的好人，你算什么东西！巫师见了泰山府君，又被府君责以杀生事神，命牛头把他放到铁床上烧烤，身体焦烂，求死不得。折腾了两天一夜，府君才看冥簿，原来巫师还有八年寿命，命不该死。巫师得了深刻教训，还阳之后再也不敢干老本行，只是到处宣讲冥府之游了。

（见《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五引刘宋·刘义庆《幽明录》）

此类故事出现在泰山府君信仰还处于强势之时，和尚便用此鸠占鹊巢之计，既承认泰山府君的合法，又把巫师踢出门外。

和尚还有一招，如同二郎神收编梅山六怪一般，把泰山府君写成妖鬼，遇上了得道高僧，便自称弟子，皈依了佛门。《弘赞法华传》卷六所记东晋法相和尚和赞宁《高僧传》卷二十四所记的隋朝行坚和尚，就都收服过泰山府君。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向巫师招手，让他们投降认输，剃头做和尚。

再有一招就是承认太山府以及北斗司命府的存在，然后让它们与阎罗王府相比较，看哪个制度最优越，最得民心。戴孚《广异记》有“张瑶”一条，写张瑶死后入冥，阎罗王为他核查寿命，除了看“阁内簿”即阎罗府生死簿之外，还要看太山簿和司命簿。结果是两处的名字全涂黑，死路一条，只有阎罗府只涂黑了一半，可以放回人间。货比三家，阎罗王的政策最宽大，最优惠。

编最后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唐代了，可见和尚对巫师的斗争漫长而艰苦。民间巫师的群众基础深厚，想要把泰山府君信仰彻底根除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尚的策略就以包容为主，把泰山府君归入阎罗王之下，或说“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

（见唐·唐临《冥报记》）

或把阎罗、泰山合并为一，让阎罗王自称“我是泰山府君阎罗王”，

（《法华经传记》卷六）

甚至有把泰山府君说成是阎罗王太子的。

（《十王經注》）

04

最终胜出：阎罗王的冥府

虽然如此，时至唐代，和尚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就是用阎罗王取代了泰山府君的地位，冥府的阎罗王系统成为社会的主流信仰。

众所周知，阎罗本来是佛教地狱的主者，通俗化一些就是地狱的典狱长。佛教的地狱不需要冥府的裁判，一切只凭业力推动，众生前世造了什么“业”，死后就要受什么“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和《太平经》中想象的“土府”一样公正无私。但中国和尚在“阎罗”后面加了个“王”字，便造成了一个假佛教的冥府，把典狱长改头换面成了坐堂的大老爷。这里的阎王是中国人，说中国话，穿中国衣冠，阎王殿里有最具中国特色的冥簿，勾捕、审理、刑讯全都是中国官府的老程序。这些和“泰山府君”的冥府完全一样，区别在于“阎罗王”增加了地狱和轮回等佛教的东西。这种中西结合的结构可以让中国和尚的生意财源茂盛，而其关键就在于对泰山冥府的移植。

法国图书馆藏敦煌文书《阎罗王授记经》中太山大王审判情形。

法国图书馆藏敦煌文书《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中阎罗王审判亡鬼情景。

虽然中国民间企望有一个得到死后公正的冥府，可是一旦这个冥府出现，就立刻被巫师当成生财的工具。胡母班和蒋济子的故事是曹丕《列异传》中最著名的，也是泰山府君最古老的两个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亡魂死后的劳役和苦差，完全可以通过人情和钱财得到通融解决，而可以在冥间衙门中上下其手的中介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冥司有交往的巫师。如今的阎罗殿全盘继承了这个冥府，只不过上下其手的已经不是巫师而是和尚了。而地狱和轮回无疑为死后亡灵的归宿造成了更大的惶恐。如果不想让自己亲人的鬼魂堕入太山地狱，受那些无休无尽的酷刑，或在轮回中进入恶鬼、畜生等恶趣，那就只有请和尚超度。

假和尚笑了，真和尚只有叹息：本来想弄出一个中国特色的佛教地狱，结果折腾了几百年，却是一个以地狱为后盾的中国衙门！

当然这场太山争夺战并没有结束。唐末五代以地藏菩萨为精神领袖的十殿阎罗系统是和尚生意的最高峰，但从此也就走了下坡路。到北宋后期，民间的方士巫师联合为朝廷所扶植的道教，把“泰山府君”升级为“东岳大帝”，转身便把十殿阎罗收入囊中了。

作者 | 栾保群

编辑 | 李阳 榕小崧 李永博

校对 | 张彦君

相关问答

[最佳回答]刘安世,字器之,父亲刘航,最后任太仆卿.刘安世考中了进士,没有去参加铨选,向司马光求学,询问尽心行已的要旨.司马光用诚信来教导他,并要求他从不说假...

因为古代直呼姓名是不礼貌的,所以就用表字以表示尊敬。而皇帝地位特殊,见着肯定喊陛下或者其他皇帝尊称,所以要表字无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避皇帝讳,后世...

外出旅游,特别是境外旅游,旅游险是很有必要的。不然旅游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轻则让你“损失惨重”,重可导致“倾家荡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国外的医疗...

谢邀。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古人名字当中的“字”。“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表字”,比如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表字玄德,等。古人起名,一般要加表字。表字...

帝王世系姓名庙号谥号字在位时间陵墓司马懿高祖宣帝仲达追封高原陵司马师世宗景帝子元追封峻平陵司马昭太祖文帝子上追封崇阳陵司马炎世祖武帝安世266—290...

古代印度人看到玛瑙的颜色和美丽的花纹很像马的脑子,就以为它是由马脑变成的石头,所以梵语称它为“马脑”。“玛瑙”早期被书写成“马脑”,最早见于后汉安世高...

曹操:核心谋士:荀彧,荀攸,程昱,贾诩,郭嘉(早期有陈宫)戏志才(早夭)次要谋士以及文官:满宠毛芥崔炎陈群司马朗韩浩董昭刘晔吕虔5大将:张辽,乐进,于禁...

陈阿娇与卫子夫都曾先后贵为皇后,母仪天下,风光无限。可是伴君如伴虎,作为汉武帝的枕边人,她们的命运,都掌握在这个男人的手里。同样是巫蛊之祸,陈皇后被...于...

地狱,是佛教、基督教等,人死后灵魂受苦的地方。18层地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鬼魂在阴间受苦的地方。其最早来源于佛教,后来也为道教所沿用和解释。也称18地狱...

[回答]见仲由行孝生尽力,百里负米奉双亲。反来观君何颜色,仁孝道德似水清。两耳不闻圣贤事,心冷直比两极冰。从孝道方面来写的原创诗。赤子心作词:李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