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翰林姓名测试打分苏轼才能不及弟苏辙，苏辙科举文章骂遍皇帝和高官，当年的愤青啊

发布时间：2024-12-18 09:12:56

苏轼才能不及弟苏辙，苏辙科举文章骂遍皇帝和高官，当年的愤青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水调歌头》的作者苏轼太有名了，我们也都知道宋朝有“三苏”，但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苏轼，苏洵、苏辙有些凉凉，貌似三人中苏轼最有名、最有才。

兄弟两人是北宋的文学明星，当年两人一同参加科举，都进了殿试，仁宗皇帝看了两人的文章后，很是称赞。宋仁宗回到后宫高兴的说道：今天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子孙后世可以用他们为宰相。

但真实的历史中，弟弟苏辙比哥哥苏轼更厉害。无论思想才能，还是政治成就，苏辙都超过哥哥苏轼的，可能文采和虚名方面不及苏轼。

苏轼仕途上不顺，一生颠沛流离，多次被贬到外地做官，而苏辙却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元祐更化之政，苏辙是主导者之一，当时很受百姓称赞。

今天，就重点说说苏辙曾经的骄傲时刻，科举考试写文章大骂仁宗皇帝和三司使高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这次考试是宋仁宗时期的一场制举考试，制科，非常规科目，由皇帝临时安排，以发现和选拔非常人才，因此，制科考试比其他常科考试更严格，难度更大。

先来看看报考条件和具体要求吧：

1、无犯罪记录的普通百姓；

2、符合条件的在职官员（官职在太常博士以下，非现任监司与馆阁官员、无贪赃罪记录，等等），苏轼、苏辙属于这一类。

3、考生先呈交自己平日策论文章50篇，然后由翰林学士评卷打分，得到“次优”及以上等次的才可以进入初试环节—“阁试”。通常，这一环节就要刷掉一半人。

4、“阁试”环节，在秘阁，相当于中央图书馆举行。试题为6篇议论文。重点考查应试者的学识渊博程度，题目常来自经史，每篇字数不低于500字，一日之内完成。

5、“阁试”合格者，进入复试，也叫御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试题一般是策论一道。以皇帝治国理政的角度出题提问，考生提出对策。当日完成，3000字以上。

这个可比现在公务员考试的申论作文难多了，要真正对国家治理有思想、有独到见解。

6、考试录用。成绩分五等，一二等基本不给任何人，形同虚设，实际中，三等就是最好成绩了。布衣之人，登科即可授官，取得“三等”成绩者，相当于进士第一名。在职官员，依成绩获得升迁。

制举考试就是实现人生逆袭的绝佳机会啊，因此，当时的读书人对制举考试很重视，对制举出身之人特别推崇。

当仁宗皇帝下诏举行一场制举考试时，全国的读书人都是异常激动加兴奋，纷纷跃跃欲试。当时的宰相韩琦的一句话，给这些士子浇了一盆冷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

这话是韩琦对门客说的，很快传了出来，众士子听了，纷纷打起了退堂鼓，最后十之八九放弃了考试。只有苏轼、苏辙、王介和另一姓名佚失者共4人参加了考试。

江南四大才子来也

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的这次制举考试，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很明显，设这一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考试发现敢言有识之士。

到了御试环节，仁宗皇帝出了策问试题：“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 (后面列举了民生、兵政、教化、法制、财政诸方面存在的问题）。面对以上这些问题，该怎么办？

苏辙接过试题，稍思酝酿之后，便提笔挥洒写论文。”此陛下忧惧之言也。然臣以为陛下未有

忧惧之诚耳。”

文章开篇即指出仁宗皇帝的忧惧缺乏诚意。然后，苏辙围绕着这一论点，展开分论点，并详列论据，对仁宗皇帝展开了措辞激烈的批评：

“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夫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其所以召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

久而不正，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将为请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赐予不足以自给，则不惮于受赂贿。赂贿既至，则不惮于私谒。私谒既行，则内外将乱。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

这言辞很尖锐啊，对皇帝毫不客气，一看就是在抨击皇帝好色怠政。然后又是一大段指出朝廷劳民伤财。再来一段：批评仁宗搞形式主义树立虚名。

三千字就达标了，小苏同学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字，将皇帝、宰相、三司高官全骂了一遍。

这年小苏同学23岁，热血青年一枚，有点愤青的味道啊，想想我们年轻时是不是也这样啊，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这篇文章呈交之后，走出考场的小苏似乎也冷静下来了，内心感觉这么言辞泼辣的论文，确实有点激烈了，对成绩也不抱有希望了。

小苏走出考场

“宋仁宗看后拍桌而起，勃然大怒，派御史台抓人，百官联名上奏，称其目无君主，是为大罪，该当处死......”

这是陆毅主演的《苏东坡》电视剧中编造的剧情，另外这部电视剧为了塑造苏轼的正直伟大形象，把这件事嫁接到了苏轼身上。

其实，苏轼当时所答的《御试制策》虽然很有文采、文章结构层次清晰，但论述平常，气势上比不了弟弟苏辙的这篇策论。

再者，当时，仁宗只是当场出题，皇帝也不可能一天啥都不看，在这里监考。考完后，仁宗皇帝也未当场阅卷，其实皇帝不是直接评卷人。

宋朝科举考试的一系列流程相当完善、规范和公正，比唐朝时提升太多了。这个本人专篇介绍过宋朝的科举制度改革和规范，有兴趣的可以关注浏览7月8日的相关文章。

这次制举考试评卷机制相当严密，为评分更客观、公正，实行的是誊录法，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的字迹、并密封考生姓名，誊录后的试卷用生僻字编号，这次考试苏辙的御试答卷就用了“毡”字编号。

为了不影响阅卷人评分，皇帝不会首先评分。评卷则采取三评制，先由两名初试制策官进行初评；再交另两名复考制策官复评；初评官与复评官意见若有不同，则再交由另两名考官详评、定等次。

当评分考官读到“毡”字编号的誊录试卷时，顿时一惊，眉头紧锁，浑身冒汗的赶紧通篇读一遍。在评卷过程中，这篇骂完皇帝再骂执政高官的大作不胫而走，朝中大臣也纷纷听说了有这么一份直言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的御试文章，顿时议论纷纷。

当时的宰相韩琦，还有声名显赫的司马光、王安石，三司使蔡襄等高官纷纷卷入其中，并进行了发言。

详细情况及考试结果请关注明日更新。

本文由“小何弯弯”原创，喜欢就点个关注吧，带你一起涨知识。

苏辙，敢怼皇帝的“愤青”

苏轼与苏辙，可谓是北宋最为耀眼的文学双子星。大苏诗词文章写得极好，是大宋文学青年的偶像，每有新篇出，人必争诵之；相比之下，小苏似乎显得有些默默无闻，直至今天，大苏的光芒仍然盖过了小苏。但其实，不论见识才干，还是政治成就，苏辙都胜于苏轼，只不过文采与虚名不及兄长而已。

相传宋仁宗看了二苏的殿试文章，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但苏轼最终还是未能当成宰相，大半辈子都奔走于地方，“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倒是苏辙，于元祐年间拜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元祐更化之政，苏辙是主导者之一，宋人赞他，“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

不过，我们并无意比较大苏小苏之高低，只来说一件小苏年轻时骂皇帝的故事。

故宫南薰殿旧藏苏辙画像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辙与兄长苏轼同时参加了“制举”考试。在此之前，兄弟俩已于嘉祐二年（1057）通过“贡举”考试，取得了功名，并分别获授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之职。

贡举（常科）是科举制度下的常规考试，每三年一试；制举（制科）则是科举制的特别考试，非常设，由君主下诏临时安排，以发现和选拔非常之才、特别之士。因此，制科考试要比常科考试更为严格、更具难度。

宋仁宗时代的制举考试，科目繁多，比较常见的有九科，其中三科向布衣平民开放：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六科向有官之人开放，分别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典坟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没有犯罪记录的民间布衣才俊，以及符合条件的官员（职称为太常博士以下、不是现任监司与馆阁官员、不曾犯过贪赃罪，等等），均可投牒自荐，报名参加制举考试。不过庆历六年（1046）之后，宋廷提高了门槛，要求应试之人须有两名大臣作为推荐人。

制举考试的程序也比较繁复。应试人报考之后，“先进所业策论五十首，诣阁门或附递投进，委两制看详。如词理优长，具名闻奏，当降朝旨召赴阙”。这一程序叫作“进卷”，即考生需要先呈交上自己平日的策论作品 50 篇，请翰林学士评判、打分，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中的《召试县令图》，描绘皇帝御试新任知县的情景。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如果策论文辞优美、说理清晰，得到“次优”以上的评分，便可以赴阙参加“阁试”。但宋朝翰林学士是非常挑剔的，如宋哲宗年间的一次制举考试，翰林学士“看详到应制科人词业，三人并优长，五人并次优，七人并平常”，文章被评为不合格的应试者差不多占了一半。

阁试为初试，因为考试地点在秘阁（中央图书馆），所以称“阁试”。其试题为试论六篇，目的是考查应试人的学识，“盖欲探其博学”。题目通常取自经史，每篇要求五百字以上，一日之内完成六论。宋人认为，制举考试中，以阁试六论难度最大，“制科不过三事，一缴进词业，二试六论，三对制策。而进卷率皆宿著，廷策岂无素备？惟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

阁试合格者，才得以进入复试。复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因此也叫作“御试”。试题通常都是试策问一道，以皇帝的名义出题，要求应试者就皇帝所问，提出对策，当日之内完成一篇三千字以上的策论。策问主要是为了考察应试人对于治理国家的见解，“欲观其才用”。

宋代制科御试策论的成绩，分五等，第一、二等从来不给任何人，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三等，“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黜落者不入等，因此入第五等便算登科，入第三等相当于贡举进士第一等。

如果原为布衣之人，登科即可授官，“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任满回京述职），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如果原为有官之人，制科登科则可依其成绩等第，获得升迁。

但宋朝制举录取的名额极有限，两宋三百余年，制举登科不过寥寥四十一人，其中布衣出身者才七人。成绩入三等者，仅有四人，分别是吴育、苏轼、范百禄和孔文仲。也因此，宋朝士子对制举出身极推崇，认为制举所选拔出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才。

当仁宗皇帝下诏宣布于嘉祐六年举行一次制举考试时，开封府的士子都欢呼雀跃，跃跃欲试。但宰相韩琦一席话，给这群士子当头泼下一盆冷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是韩琦对门客说的，但很快便传了出来，原来跃跃欲试的士子听了，都心灰意冷，打起退堂鼓，“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最后只有四个人报名参加这次制举考试，除了苏轼、苏辙兄弟，另外两人，一位叫王介，另一位姓名已佚失。

韩琦对大苏小苏之才，十分赏识。考试前，苏辙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忽感疾卧病”，自料无法参加阁试了。韩琦得知后，居然向仁宗提出延期考试的申请：“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仁宗也批准了这一申请，因此阁试延期了二十日。

对二苏来说，进卷、阁试，当然都不在话下。谁知，在参加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御试时，小苏先生却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的这次制举考试，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朝廷设这一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考试发现敢言有识之士。

仁宗皇帝在御试的时候，向四位应试的士子提出了这么一道策问：“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后面列举了民生、兵政、教化、法制、财政诸方面存在的问题）。请问，面对目前种种困顿，该怎么办？

苏辙接过试题，挥笔写道：“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又曰：‘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此陛下忧惧之言也。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开篇即指出宋仁宗的忧惧缺乏诚意。然后，苏辙围绕着这一立论，对仁宗皇帝展开了措辞强烈的批评：

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夫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其所以召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将为请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赐予不足以自给，则不惮于受赂贿。赂贿既至，则不惮于私谒。私谒既行，则内外将乱。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

——这是抨击皇帝好色怠政。

国家自祖宗以来，至于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结于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财也。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则是陛下未得以生结民也；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此何为者？凡今百姓所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

——这是谴责朝廷劳民伤财。

陛下又发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宽恤，或以减省，或以均税，名号纷纭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于为治也。然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

——这是批评仁宗好邀虚名。

苏辙的制策洋洋洒洒写了六千余言，将皇帝、宰执大臣、三司使骂了个遍。参加嘉祐六年制举之时，小苏才二十三岁，血气方刚，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岁。年轻时的苏辙是一名“左倾”的理想主义者，曾认为“当今之势，宜收天下之田，而归之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夺豪民假贷之利，以收游手之用”。他对政府与社会现实的批判，也表现出左翼知识分子的激情与锐气。

中年之后，苏辙的思想才转向右翼保守主义，不再天真地认为“宜收天下之田”。当王安石力推“劫富济贫”的变法时，苏辙也极力反对：“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因为富贫乃是自然形成，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富人的财产权应受到保护。但嘉祐六年的苏辙还未有这般见识，还是一名热血青年。

答卷交上去，走出考场，苏辙也冷静了下来，觉得自己这么回答皇上的策问，肯定要落榜，“自谓必见黜”。因此也就对考试成绩不抱任何希望。

我们平心而论，皇帝并不是不可批评，但苏辙对仁宗的指责确实有失当之处，比如说“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便是不实之词，因为仁宗对自己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多次放遣宫女出宫。多年之后，苏辙回忆说，“予幼从事于诗书，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应诏者，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承认自己当年的言论来自道听途说。

因此，胡宿“力请黜之”，坚持判苏辙的策论不入等。但卷子复评时，覆考制策官司马光却说，御试几位考生中，苏辙“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提出将苏辙策论列入第三等，亦即上上等。另一位覆考制策官范镇不同意，“欲降其等”，最后二人达成妥协，将苏辙列为第四等，并得到详定编排官的认可。然而，初考制策官胡宿坚决不同意录取苏辙。双方于是争执不下。当然，由于答卷是封弥的，评卷的时候，不管是胡宿，还是司马光，其实都不知道文章是苏辙写的。他们争论时都是说“ 号卷”，而不是说苏辙的文章。

这时候，朝中大臣也听说了有这么一份直言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的御试文章，亦是议论纷纷。有执政官向仁宗提议，写文章的人究竟是哪路大神，“当黜！”又有侍从官上奏，“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苏辙出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三司使蔡襄是被苏辙文章骂到的政府官员之一，但他说，苏辙对三司使的批评有道理，他感到很惭愧，“吾三司使，司会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

鉴于苏辙文章引发的争议非常大，朝廷打破了三评制的常规， “更为之差官重定”，重新安排考官给苏辙的策论评分。新的考官经过重新评审，认为应采纳胡宿意见，苏辙文章“不入等”。请皇帝定夺。

但司马光也是固执之人，坚持要录取苏辙。他给仁宗写了一道奏章，娓娓道来：臣以为，国家设立制举考试，“本欲得材识高远之士，固不以文辞华靡、记诵杂博为贤”。“ 号卷”文辞如何，臣不敢言，“但见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则臣恐天下之人皆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从此四方以言为讳，其于圣主宽明之德亏损不细”。反之，陛下若能收“号卷”入等，使天下人皆知陛下容纳直言之德，岂不是美事一桩？

仁宗皇帝到底会听从哪一方的意见呢？

嘉祐六年闰八月，宋仁宗下诏，公布这年制举考试的录取结果：苏轼御试所对策论入第三等，王介为第四等，苏辙为第四等次（这个“第四等次”，应该是专门为苏辙文章设立的评分等级，比第四等略低，但又略高于第五等）。录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事；王介为秘书丞、知静海县（今天津静海）；苏辙为商州（今陕西商洛）军事推官。

有臣僚提出，苏辙出言不逊，不应当录取。仁宗说：“设制科本求直言，苏辙小官，敢言，特命收选。夫人主言动，辙虽妄说，果能诳天下之人哉？”又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

苏辙原以为自己必定会黜落，想不到文章居然获评第四等次，还不是最低的第五等。当时小苏的心情应该是惊喜的。

不过，在授官的时候，苏辙又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苏辙参加制举之前，官职是渑池县（今河南三门峡）主簿；制举登科后，擢为商州军事推官。按照惯例，他的任命状（官告）需要请知制诰起草。当日接到起草官告任务的知制诰，是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名非常有个性的人，他认为苏辙这次“专攻人主”，别有用心，目的是维护宰相韩琦。因此，打死也不肯给苏辙起草任命状。韩琦苦笑说：你们没看见苏辙在策论中大骂“宰相不足用”吗，这还是维护宰相？

但王安石既然不肯给苏辙的任命状制词，也不好勉强，只能换一个知制诰来起草。最终，总算顺利完成了对苏辙的任命。皇帝的任命书是这么说的：“朕奉先圣之绪，以临天下，虽夙寐晨兴，不敢康宁，而常惧躬有所阙，羞于前烈。日御便殿，以延二三大夫，垂听而问。而辙也指陈其微，甚直不阿。虽文采未极，条实未究，亦可谓知爱君矣。朕亲览见，独嘉焉。其以辙为州从事，以试厥小苏御试策论风波总算尘埃落定。谏官杨畋提议说，此为美事，可传之后世，当付史馆记录下来：“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馆。”仁宗甚悦，“从之”。

司马光与同僚趁机上疏进言：“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宫中燕饮，微有过差，赏赉之费，动以万计，耗散府库，调敛细民。…… 伏望陛下当此之际，悉罢燕饮，安神养气。”

仁宗也“嘉纳之”。一场风波，就此翻过，风轻云淡，海阔天空。